王志光
想不到再次見上一面,是在26年后3月的一個下午,在省城醫院的候診區大廳里。
其時,他正在自助掛號機旁,幫助那些不會操作的中老年患者掛號、繳費。花白的頭發,瘦高個子,佝僂著的腰像一張弓,時光的溝壑清晰地鐫刻在他黑瘦的臉上,深陷的眼睛發出慈愛而堅毅的光。
“老秦!”雖然這么多年未見,但我還是很容易認出了他,“手術后這么多年來,你一直在做志愿者?”我的語氣充滿著好奇、驚嘆和欽佩。
老秦停下手中的活,試圖直起腰身,用有些陌生的眼光上下打量著我,“是啊,作為過來人,我想讓他們(患者)看病少跑冤枉路,少耽誤時間。你看上去很精神啊,看來腎兄弟對我倆都不薄”,他露出欣慰的笑容,“當年我竭力主張把左腎給你,看樣子它和你處得很融洽啊”。他很樂觀,完全看不出是一個腎移植已經26年的患者。
說到“左腎”, 一下子使我們的思緒回到26年前,老秦和我一起經歷病痛折磨的日子。
那一年,我29歲,他58歲,我們都是因尿毒癥而等待腎移植的患者。捐助的一雙腎臟救了我們兩個人。手術是在右腹腔移植一只新腎臟,用來正常工作,原腎臟不再發揮功能,仍保留在體內。術前,有“過來人”提醒我們,醫院如有關系,能得到左腎就好了,一般左腎比右腎略長1.5cm左右。雖然醫生再三強調,供移植的左右腎沒有差別,受者的腎功能都是一樣的,但患者往往是“計較”的:一只腎有100多萬個腎小球,左腎大一些,腎小球必定多些,腎臟的濾過率想必高一些。我覺得這是個“生命攸關”的大問題,但卻有些無奈: 老秦是省城電子研究所的工程師,兒子又是某知名藥企的高管,擁有的“人脈關系”不用說了,而我一個外地人,“好事”怎么也輪不到我。想不到老秦用他的果斷和爽快一下子消除了我的多慮:
“左腎給小王,他還年輕,孩子才上幼兒班,我已經是見孫子的人了。小王以后還有重擔子要挑呢。”一句話直達我內心最柔軟處,不禁淚眼漣漣。
1996年6月28日晚八點,經過4個小時的手術,我和老秦先后被推進同一間無菌病房里。約凌晨三四點鐘,局部麻醉的效用逐步減退,右腹部刀口鉆心的疼痛無情地襲來。窗外的雨點敲打著瓦片,發出令人厭煩的“咚咚”聲,我禁不住呻吟起來,老秦用低微的無力的聲音對我說“深-呼-吸,挺-住!”轉眼望去,豆大的汗珠從他腦門上滾下來。“堅決不打杜冷丁(止痛藥),盡量不傷害腎兄弟”,他鼓勵我,但因一夜沒合眼,他不由自主地呻吟聲逐步變成了疲憊的呼嚕聲……
出院后,我們一直未見面,偶爾電話聯系,詢問彼此的生活和工作情況,從電話中得知,他退休后,一直在手術醫院幫助來自全國各地的腎病患者做向導和醫助,做一個不穿“紅馬甲”的“便衣志愿者”。歲月不饒人,今年83歲高齡的他,已經腰駝耳背眼花,膝蓋也有損傷,但仍堅持每周至少來一次,義務為患者服務。
望著他蹣跚遠去的背影,我的心中五味雜陳,頭腦中突然閃出法國詩人雅姆的詩:“我來了。我苦,我愛。”年邁的老秦,用他的仁愛對這句詩作了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