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軍
年方26歲的趙孟頫，于宋元之交失去了官職，賦閑在家。如果他堅守士節，倒也可以過上閑居吳興（今湖州）、悠然自牧的生活。但他的內心，并不甘于坎廩躓困、無聞終老。這或許與他母親丘夫人從小對他寄予的厚望有關。母親在其年幼失怙時曾教導說“汝幼孤，不能自強于學問，終無以覬成人，吾世則亦已矣”；到了南宋滅后，又常勸勉他“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所以，元朝行臺御史程鉅夫為新朝搜訪江南賢才時，“自力于學”的趙孟頫才會被說服出山。剛開始，他“屢辭征召”，但很快便收攏姿態，頭也不回地邁出了“仕元”的第一步。
也許，趙孟頫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一步著實踩在了人生“緊要”處。后來他仕元五朝，官居一品，雖名滿天下、推恩三代，但內心卻一直處于糾結自訟之中，可謂“富貴已極，痛苦已極”。這種情緒，在其詩文中不乏流露：“誰令墮塵網，宛轉受纏繞。昔為水上鷗，今如籠中鳥。”“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澤雉嘆畜樊，白鷗誰能馴。”
兩年前我曾游訪位于湖州的趙孟頫故居，發現門頭一塊牌匾寫著“鷗波無盡”四字，其中寓意想必由詩而來。這種一詠三嘆、自怨自艾的聲調在趙孟頫的詩作中反復出現。既然如此，你何不舍棄富貴、重回林下？并沒人逼著你非得擔任那朝中重臣。由此便可看出，趙孟頫性格中有患得患失的一面。坦白講，他的這類詩我并不樂意讀，更不愿在文中多加引用，只因太過優柔而無駿發之氣。
“仕元”給趙孟頫帶來的榮華富貴，并不能抵消伴隨他終生的有關“失節”的拷問。直到他66歲才得以卸篆還家，但僅隔3年便撒手命終。他身謝之后，當時的書畫圈仍秉持師道，尊其為“托古改制”的書畫領袖而大加推崇，但其后數百年，不光是他的人格廣受詬病，甚而由人及書、就人論書的斥責也隨之而來。
明代書法家項穆曾評價：“孟頫之書，溫潤閑雅，似接右軍正脈之傳。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之祿也。”前褒后貶，著力于“貶”，然所貶者，卻明顯和書法無關了。近人康有為也因瞧不起趙孟頫身為帝胄而入元為官，稱其書法為“流靡之輩”。就連清初學問淵博的草書大家傅山，雖早年學趙孟頫書法幾可亂真，卻也很快轉變立場：“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遂惡其書。痛惡其書淺俗如無骨。”
后來對于趙孟頫書法的品評，“由人及書”漸漸不占上風，“就書論書”成主流意識。對于趙孟頫書法的審美，在明末清初即已步入正軌。甚至一些對于趙書向來持負面態度的人，也不得不重新審視、修正自己的觀點，最終表現出對于趙書心悅誠服的態度。
比如與趙孟頫并稱“趙董”的董其昌，作為趙孟頫之后被清代“官方推崇”的書法家，他一輩子不服趙孟頫，說“趙書因熟得俗態，吾書因生得秀色”，好一副自信滿滿的口吻。然而到了晚年，董其昌好似幡然醒悟，終于心平氣和地說出以下這句話：“余年十八學晉人書，得其形模，便目無趙吳興，今老矣，始知吳興書法之妙。”高手過招，承認不如別人，確實不易，但最終能放下執念，正視差距，反倒顯出恢恢的大家氣象來。
有意思的是，傅山也在晚年轉變了對趙孟頫的看法。他在詩歌《秉燭》中說：“秉燭起長嘆，奇人想斷腸。趙廝真足奇，管婢亦非常。醉豈酒猶酒，老來狂更狂。斫輪余一筆，何處發文章。”在一個秉燭獨坐的夜晚，傅山突然想起趙孟頫這個“奇人”，竟由衷地發出一聲贊嘆，甚而想他都“想斷腸”。被自己罵了一輩子、未肯稍降辭色的“趙廝”，現在看來還真是“異于常人”的大才子啊！甚至還連帶夸贊了趙孟頫的另一半，所謂“趙管風流”的管道升。一生高潔自傲、學富五車的傅山，在他生命的老境，能對趙孟頫發出這樣的一番感嘆，已然進入超脫和沖淡的境界。他的這種轉變，和董其昌“始知吳興之不可及”的情形可謂殊途同歸，是大師間循厥源流、身老道彰以及內心的袒露。
可以說，趙孟頫的書法雖因他的“仕元”而受到某種“株連”式的差評，但當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到他的書藝本身時，還是不由自主地為之傾倒。趙孟頫33歲那年曾北上大都晉見元仁宗，這事若不作其他解讀的話，至少可以看出元仁宗在識才知人方面的慧眼。經與趙孟頫一番交談后，仁宗曾對身邊臣子說，人所不及趙孟頫者有七：“一為帝王苗裔；二為狀貌昳麗；三為博學多聞；四為操履純正；五為文詞高古；六為書畫絕倫；七為旁通佛老。”如此高評，實可謂“驚為天人”。趙孟頫并未因此而洋洋自得、裘馬自阻，甚而還長期保持一種謹慎低調的處世作風。因為他心里明白，失去的已然失去了，而唯有在藝術上，才能找回屬于自己的那份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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