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這首廣為傳唱的歌曲，自從1963年誕生以來，曾打動了無數人，激勵了無數人。這首歌曲是作曲家朱踐耳根據雷鋒事跡譜曲而成。
在百年人生中，朱踐耳為我們創造了一個豐富而多情的音樂世界。他的音樂人生堪稱中國交響樂史的縮影。
朱踐耳原名朱榮實，字樸臣，安徽涇縣人。從少年時代起，朱榮實就十分敬佩聶耳，喜愛他的救亡歌曲和藝術歌曲。他對家里給他取的名字中濃厚的封建意味深感不滿。21歲時，他更名為“踐耳”。其中的“踐”字有兩個含義：一是他決心步聶耳后塵，走革命音樂之路；二是想實現聶耳未能完成的志愿，去蘇聯留學，寫交響樂。
朱踐耳說：“聶耳如果沒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國的貝多芬。我改名‘踐耳’，就是一心想繼續走他沒走完的路。”
朱踐耳出生于天津，自幼就跟隨家人遷居到上海生活。在中學時，朱踐耳便對音樂產生了濃厚興趣，開始自學鋼琴等樂器，之后跟隨錢仁康先生學習和聲理論。1945年，在日本投降之際，朱踐耳參軍，因為體質差，沒能去前線部隊，而是留在了蘇中軍區文工團。當時文工團有一架手風琴，沒有人會演奏，這架手風琴就成了朱踐耳最趁手的武器，為戰士們文娛活動做伴奏。在解放戰爭中，朱踐耳成了軍樂隊的隊長兼指揮，在革命大熔爐中開啟了自己的藝術生涯。朱踐耳寫了大量謳歌革命的音樂作品，歌曲《打得好》和民族器樂合奏曲《翻身的日子》在解放區廣為流傳，讓他一舉成名。在火熱的戰地生活中，從小體弱多病的朱踐耳身體日漸強壯起來，他曾說：“是革命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啊！”
新中國成立后，朱踐耳為北京電影制片廠和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大地重光》《海上風暴》等電影創作音樂。1955年，朱踐耳只身來到蘇聯，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跟隨巴拉薩年學習作曲。朱踐耳的第一首管弦樂作品《節日序曲》，成為向新中國國慶十周年獻禮的一部力作。
1960年，躊躇滿志的朱踐耳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國。第二年，他開始負責上海實驗歌劇院的作曲工作。此后，朱踐耳創作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小型聲樂作品。1963年，毛主席提出“向雷鋒同志學習”，激起了全國億萬人民學雷鋒的熱潮。雷鋒的精神、雷鋒的品格和雷鋒的事跡，伴隨著學雷鋒主題歌曲傳遍了全國各地。
朱踐耳就在這個熱潮中創作了歌曲《接過雷鋒的槍》《唱支山歌給黨聽》。他也是唯一一位創作了兩首廣為傳唱的雷鋒主題歌曲的作曲家。
1958年夏天，詞作家姚筱舟創作了一首詩，這首詩在1962年被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編寫進了《新民歌三百首》。那時雷鋒正在沈陽當兵，剛好看到這本書。雷鋒很喜愛這首詩，他將這首詩抄寫在自己的日記本中，還將詩的兩處做了改動，一是將“母親只能生我身”改為“母親只生我的身”；二是將“黨號召我們鬧革命”改為“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同年雷鋒同志因公殉職后，任上海音樂學院教師的朱踐耳在閱讀雷鋒日記時，注意到詩作前兩段內容，他為雷鋒的精神所打動，僅用半個小時，就為這首詩譜了曲子。朱踐耳的愛人舒群回憶，朱踐耳無論是創作歌曲，還是創作大部頭交響樂作品，只要醞釀成熟，就沒有寫得慢的。“他寫東西，如果沒有把握就絕不會寫，如果心里掌握了，寫得就很快。”
1963年，在上海召開學習雷鋒動員大會前，歌唱家任桂珍演唱了這首《唱支山歌給黨聽》。朱踐耳也是在這一年才知道這首詩的作者是姚筱舟。
1975年開始，朱踐耳在上海交響樂團任職，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了他的交響曲創作生涯。64歲時，朱踐耳完成了第一部交響曲。1978年，朱踐耳首次將悲劇題材融入交響樂創作中，管弦樂合奏曲《懷念》由此誕生。1982年，朱踐耳將民間音樂素材進行加工打磨，運用少數民族特殊的音樂調性與和聲譜寫下交響組曲《黔嶺素描》。朱踐耳的創作不是憑空想象的天馬行空，他在西南地區的農村生活、考察了大半年的時間。在這里，朱踐耳第一次聽到苗族、侗族的民族音樂，充分了解了西南地區民族音樂的風情，設身處地感受當地人的生活環境。有了這些積累，朱踐耳才自信地說出：“從民間音樂的土壤里，我找到了某些現代作曲技法的‘根’。”
1985年至1999年，朱踐耳創作了11部氣勢恢宏的交響曲、18部各類交響樂作品。在改革開放初期，不少作曲家對于引入西方的現代音樂還持懷疑的態度。朱踐耳一直致力于將中國民族音樂元素發揮到極致。他深知，想要進步就必須接受新事物，對西方的現代音樂的合理之處必須進行吸收。朱踐耳創作巔峰時期的代表作是《第十交響曲》。這部創作于1998年被命名為《江雪》的作品，將中國古琴曲《梅花三弄》和唐代柳宗元的古詩《江雪》運用到西洋音樂體裁交響樂之中。這部作品充分展現了中國的語言文化魅力，將戲曲和古詩的吟誦這兩種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將交響樂中的民族精神展現得淋漓盡致。
這部作品將錄音資料與樂隊的現場演奏結合在一起。古琴曲《梅花三弄》是由龔一演奏并錄制的，這種演奏方式不僅在中國的交響音樂歷史上開了先河，還給現場的觀眾帶來一種全新的聽覺體驗。在交響曲的編配中，朱踐耳更是將十二音序列用“五聲”性進行編排，使得整部作品充滿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的風格。而這也是他所刻意追求的。這部《第十交響曲》直至今日還有很大的影響力。其原因在于，朱踐耳在西方的音樂體裁中加入了中國音樂的創作思維，看似傳統的編配中充滿著創新的技法，他將古琴、戲曲、管弦樂完美結合在一起，琴聲、人聲、管弦樂的聲音渾然天成。
朱踐耳生前創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是室內樂《絲路尋夢》，這部作品是他為大提琴家馬友友的“絲綢之路”樂團而創作的六重奏，2008年被改編為重奏與管弦樂合奏的版本。
2017年，朱踐耳以95歲高齡病逝于上海。在許多音樂學研究者眼中，朱踐耳的音樂人生堪稱傳奇。他飽經歲月滄桑，人生步入花甲之年后竟還達到了創作的巔峰期，完成了11部交響曲，每一部都有其獨特的音樂格調，不僅表現出作曲家個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更展現了民族和時代特色。
“朱踐耳先生是中國迄今為止創作力量最全面的作曲家，也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人生軌跡可以說是中國交響樂歷史的縮影。”作曲家葉小鋼認為，朱踐耳的創作是溝通中國音樂與西方音樂的橋梁，他的作品詮釋了音樂可以有更豐富的欣賞方式。在他的創作中，音樂可以樸實地演奏民族民間旋律，也可以華麗地奏出管弦樂隊的輝煌；作曲技法可以恰如其分地被排列，也可以別出心裁地體現獨具一格的民族風情。
朱踐耳創作一絲不茍，花費十年時間才創作出《第一交響曲》。他曾告誡青年作曲家，要靜下心來下苦功。朱踐耳的手稿永遠工整清晰，別人常勸他不要花費那么多時間來寫譜子。他說：“先生教的，每個符頭，每根線都要對齊，連在哪里翻譜都要算好，方便指揮、演員閱讀。”
有人認為他的作品里看不到其他作曲家的痕跡。朱踐耳的作品之所以可以不著痕跡地將中國的民族性融入西方的作曲技巧中，就是因為他長期浸淫于民族民間音樂之中。正如朱踐耳所說，“現代的東西要拿到生活里去核對、分辨，才會知道哪些是中的，哪些是西的”。
（作者：董 劍，單位：杭州師范大學音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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