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天，我約訪趙寶煦先生。
午休后，沿著未名湖畔的林蔭路，先生騎著一輛舊自行車悠悠而來。
攝制組選好了一塊湖石為凳，他坐下，氣色和悅，慢聲細語道來：“日本人來了，我在念大一，我自己對理科沒有興趣，但是我功課好，我能考上理科。那時候淪陷區的學生，自己稍微能考理工的，就不考文法。不管有多大興趣，都不考。因為學生們當時就認為，你考了文法就要當漢奸，要跟日本人走了。”
趙寶煦這一段選專業的曲折，道出了當年淪陷區青年的苦衷與氣節。而外柔內剛，具有原則性的抉擇能力，正是這一代人的性格特征。
后來，他終于來到昆明進入西南聯大，準備恢復自己的志愿。他對聞一多先生說：“我要當作家，所以轉你們系。”
聞一多深感書齋式文采還不足以描述現實社會，說：“你別轉中文系，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中文系是象牙之塔，培養語言文字學家，培養文學史家。你要當作家，你就念社會科學。”
因仰慕張奚若先生的剛直氣概，趙寶煦后來轉學到政治系。“政治系的系主任張奚若，還有名教授錢端升當時非常紅。所謂‘紅’，就是對蔣介石方面，敢跟他們頂。”
趙寶煦與聞一多交往密切。聞一多住在云南大學附中，就在龍頭村。從聯大校舍到龍頭村，相當于從昆明市的西郊到東郊，教授們每天兩地往返，而學生們也常到龍頭村來探訪導師。在戰火中經歷過遷徙的人們，已不在乎這點風塵仆仆。
“我們大概有十幾個人，上午十點多鐘去，在聞先生家吃飯。他的住宅很窄，就是一個四方桌子，大家弄點菜。當時光未然、趙沨都是中學教員，他們搞了一個詩歌朗誦會，我朗誦一個女同學的詩《黃河》。這次成立了新詩社。”當時聞先生也講新詩。因為他是導師，所以趙寶煦經常跟他接觸。“我印象里最深的是他說，要作詩，首先要做人，你先做好人才能作詩。”
這種聚餐、誦詩與講學的場景，有如《陋室銘》的一幅幅現實寫照。“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文化與志節的馨香，亦師亦友的樂趣，使得校園延伸到了昆明的鄉下。
那時候有一句話：昆明有多大，西南聯大就有多大。
“當時，我從北方去，一到那兒，就看到天特別藍。當時，同學們都說，咱們這兒是不是離天近了，星星都特別亮！而這樣‘四季如春’的日子也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時期……”
因為圖書館需要占位子，所以趙寶煦從來不上圖書館。“不只是我，大多數人就在文林街坐茶館。那個地方的茶館，窗明幾凈，大伙兒都在那里念書。老板也寬容，我泡一碗‘玻璃’，能坐一上午。”“玻璃”就是白開水，昆明人口齒雅致，令人“窮”卻不尷尬。
在繪聲繪色的訪談中，校園韻事一串串魚貫而出。
“因為馮友蘭先生將‘貞元六書’的題詞獻給蔣介石，學生們有看法。有人就畫了一幅漫畫，把他那三本書畫成三個臺階，馮友蘭先生拾級而上，臺上坐著蔣介石。題名就叫‘登龍有術’。”
這件事趙寶煦是目擊者。“那天我正在民主墻那兒，因為我們剛出一期壁報。忽然，看見馮先生進校園來了。那天天氣很好，也許是他來學校轉轉，也許是有人告訴了他什么，他來看壁報了。他走到那幅《登龍有術》的漫畫前面，看了很久。馮先生，我是不會看錯的，因為他的胡子很特別。他看看，就走了。后來我聽說，他跟別人說，畫得還挺像。”
這幅漫畫表達了學生對教師師德的嚴正要求。而馮友蘭氣度恢宏，可敬可愛。
“我們還有別的會員畫的漫畫。比如說當時到處貪污，他就畫一幅《蒙娜麗莎的微笑》，畫一個蒙娜麗莎，可是在鼻子上落一個蒼蠅。”
1944年，國民黨官僚孔祥熙來學校訓話。“這個孔祥熙不識相，一開始他就講什么‘孔孟之道’。那個時候抗戰老打敗仗，后來日本人打到貴州獨山了，離貴陽很近，而到了貴陽就會很快到昆明，所以很緊張，他卻還在那慢條斯理地講‘孔孟之道’，底下就哄就吵。然后大家問問題，說你發了多少國難財？你怎么這么富態？……”
在趙先生的眼中，校園中萬事皆可樂。各種稀奇古怪，亦可樂。開心一笑，任它貧窮與戰火。
有個男生追求梅校長家的三小姐，于是上呈文。“那個時候，我們要有什么事，比如要加選一門課或者要退學，都得寫一個呈文，交到教導處。過幾天再到那里看請求是否被校領導批準了。同學跟那個男生說，你得讓梅小姐的爸爸批準了，你才能送花。于是他就寫呈文，‘呈請送花事’，說要給梅三小姐送花。之后大伙兒老去看，結果看那上面寫著‘某某人所請不準’。”
先生贈我的《杏壇春永》畫冊里，有他當年作的畫：西山、滇池、阿細少女，還有諷刺蔣政府的一些漫畫。他的侃侃而談，也像是作畫一般氣定神閑，一幅幅聯大校園的畫面，眾生百態，須發可見。越是做大學問的，越有真性情和童心。他對校園細節的津津樂道，含著深厚的珍惜與思考。諸如轉系的求學之樂、得良師指導之樂、得同窗相聚之樂、詩之樂、畫之樂、茶館之樂，皆可謂苦中求樂，實質是一種得道之樂。
《呂氏春秋·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于此，則窮達一也。”
西南聯大校歌里有一句：“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一般人皆不留意。其實這句非常重要，點出了在艱難時刻，支撐師生們校園耕讀的力量源頭：一是憂國，一是繼承古代先哲的人生哲學。典型如聞一多，完全從“洋”轉向中國古籍，并曾經想辦一份刊物《十一》，“十”“一”合起來就是“士”，意在重塑“士”的人格。安貧樂道，君子風范，成為戰時大學的堅守。
近見北大校園追懷趙寶煦先生百年誕辰，有說他是中國政治學百年歷史的見證人。我以為，他還是近代中國教育史的見證人。
對現實中教育的種種弊端，先生以寓言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觀點：“從教育方面來講，對我們現在的學生，我覺得管得太多了。柳宗元的文章《種樹郭橐駝傳》，說有個種樹的，他駝了，所以叫郭橐駝，種樹很有名。別人問他，所有的樹怎么在你手上種成活率就高而且長得好，為什么其他人種就種不好？他說，很簡單，我就是給它充足的陽光、水、土壤，給它好的條件，讓它長。我不會搖一搖看它生根沒有，又拔出來看看，我不折騰它。”
教育之道，發乎自然之理。從趙先生口中道出，皆是機智、幽默，見出師生悠然得道的心態。
趙寶煦還認為，對學生不能要求一律。“在昆明，什么樣的學生都有。”他談到有的學生到滇緬路去“跑單幫”，做生意，靠別人的筆記應付考試。“這種人當然念不出書來，可是你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才。”
“九葉詩人”鄭敏也說過：“在聯大，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才生。高才生當然很好，但其他無名的也有很大發展，都是非常好的學生。他得了一種力量，他就會在以后很自覺地去發掘，這是聯大非?？少F的一點。”
在北大政治系，趙寶煦持以一種類似生態平衡的管理。“要有幾個權威，因為你傳道授業，首先你得業務強。但是，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開紅花。不開紅花，你在這里當綠葉子也好。光紅花也不行，得有綠葉子，你就是配一點草也可以。我不能要求人人都一樣。可是你在這里不能是蟲子。你如果是蟲子，就會老在這里咬葉子，咬花。我絕對不要。”
在未名湖畔面對一池碧然，先生朗誦起他當年的詩：
大清早我走過翠湖
剛五點半啊，太陽還沒起
天上壓著云被，可是從云隙縫里
已經透出一點紫
一點橙黃，一點紅
…………
采訪時間是有限的，但我始終持以恭敬，即便先生“跑題”，也不打斷，因為你不知道這是不是“跑題”，也許他正在傾訴平生最珍貴的東西。
這“恭敬”也成全了我，得以領略那些天高云淡的閱世氣度。
先生走了，望中猶記，那一輛舊自行車往來湖畔的仙姿和風趣笑談，那一代學人的淡定、樸素與博大。
（作者：張曼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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