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識周家“四良”

在天津，周家曾經是一個很出名的家族。周家先人有的是清朝兩江和兩廣總督，有的是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周家后輩周叔弢，是一位愛國的民族資本家，新中國成立后，先后出任過天津市副市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他還是一位著名的古籍收藏家，曾向南開大學和國家圖書館捐贈珍貴古籍750多部類近萬冊，其中如宋刻《陶淵明集》，更是迄今罕見的孤本。周家的后輩中，也不乏著名的專家學者，僅以周叔弢這一房為例，他的10個子女中有8個是教授，如歷史學家周一良、建筑學家周治良、神經學家周杲良、翻譯家周玨良、生物學家周與良、植物學家周以良。他們還有幾位堂兄弟，翻譯家周煦良、數學家周煒良、建筑學家周艮良……也許是種緣分，我有幸同周家中的四位有過交往。

第一位結識的是周一良。那是1951年，我剛考進清華大學經濟系，當時周一良教授教我們“世界通史”課。他知識淵博，通熟各國歷史，講課中時常講到課本以外的歷史典故趣聞，所以同學們都很愛聽，不過我們對他有一點意見。因為那時正在抗美援朝，年輕學生們都仇視美帝，以至不少人對英語產生反感，認為講英語是落后的表現，而周一良上課時，往往喜歡插上幾句英語。當時我是班上的“總干事”（即班長），有一次就代表同學向周一良教授當面提了意見。他聽后哈哈一笑，說：“以往我在清華上課，學生們都要求我全用英文講，現在只插上幾句，你們就不愿聽，那好，以后我就不講了。”我見他如此痛快地接受，不像生氣的樣子，也就不緊張了。互相交談一會兒后，他說：“以后有意見只管來找我。”

第二位結識的是周煦良。1980年初《譯林》創刊不久，因仰慕周煦良教授在英語界的聲望，經陳冠商教授的引薦，我專程前往上海拜望周煦良先生。一是向他約稿，二是聘請他擔任《譯林》雜志編委。周煦良先生正住院，很熱情地接待了我。當時《譯林》承擔了江蘇人民出版社翻譯圖書的組稿任務，他欣然同意將他的譯作《珍妮的肖像》交給《譯林》，但對受聘擔任編委尚有顧慮，認為要看過《譯林》一兩期的內容后再作決定，對此我表示理解。《譯林》刊載完英國流行小說《呂蓓卡》（即《蝴蝶夢》）之后，我再次去看望他，征詢他對《譯林》內容的意見，他說：“《呂蓓卡》是英國流行名著，內容健康，情節精彩，值得介紹。好，我同意擔任《譯林》編委。”此后我同他常通信，成了忘年交。

第三位結識的是周玨良。我們是1981年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年會上認識的。他那種隨和、瀟灑的氣質立刻吸引了我，于是我常找機會同他聊天。會后，《譯林》編輯部要在揚州召開編委擴大會，我盛情邀請他參加，他欣然接受。那次會議，外語界的多位大咖，如吳富恒、戈寶權、楊周翰、馮亦代、陳冠商、施咸榮、梅紹武等都來了。周玨良雖是英語專家，但他對中國古典文化情有獨鐘，對古文、吟詩、繪畫、書法都有興致。我知道周玨良當過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領導人的翻譯，相信他的英語水平，所以1989年冬我去北京周玨良家拜訪，想約請他翻譯《尤利西斯》。他笑答：“我長期只做口譯，不善筆譯，尤其我的性格，實在無心去鉆研《尤利西斯》那樣的怪書。”我理解他的謝絕，也相信他說的不是客套話。他去世后，我去看望過他的夫人方緗。

第四位結識的是周與良。她是著名詩人、翻譯家穆旦（查良錚）的夫人，因為巫寧坤的推薦，《譯林》出版了穆旦的《普希金抒情詩選》，由此我同與良相識。我早知道穆旦的學術成就和不幸遭遇，有一次我對巫寧坤說，穆旦政治上平反了，但他在學術上的成就還少為人知，提議辦一次穆旦學術研討會。巫寧坤征得與良同意后，1988年5月，由《譯林》編輯部會同北京英國文學研究會、歐美同學會舉辦了穆旦學術研討會，與會的有王佐良、卞之琳、巫寧坤、李賦寧、周玨良、邵燕祥等多位文化界大咖，實際上起到了在學術上為穆旦平反的作用。會后經我推薦，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穆旦等九位詩人的《九葉詩集》。我又約杜運燮主編，出版了一本《穆旦紀念文集》，書名選用穆旦的一句詩：“一個民族站起來了”。對于這一切，周與良自然表示感謝，她幾次邀請我前往天津她的家中敘敘，可惜一次也沒成行，留下了遺憾。

如今，我認識的周家“四良”均已辭世。回想起來，他們有著共同的特點，雖出身名門世家，但絲毫不沾染紈绔劣習，個個都是富有文化修養的謙謙君子，令人欽羨、懷念。

（作者：李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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